就主权授权说而言，尚需追问的是，谁的主权？人民主权？君主主权？国民主权？还是议会主权？现代社会公认的理论是人民主权，主权授权说的源头须诉诸人民。

依本文所主张的正当防卫说，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只是对人民警察在个案中实施制止违法犯罪之必要措施的授权规范，其并不免除警察在行政法上的其他职责和义务。由于社会生活极具多样性，立法者在立法时虽然可以大致把握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典型情况，并对之予以较为细致的规定，但却绝无可能预见各种特殊或者极端情形，更无从对其中的各种细节逐一加以规制。

正因如此，我国也有论者正确地指出，警察是穿着警服的公民，也应当享有普通公民的防卫权。因此，肯定人民警察能够出于正当防卫使用警械和武器，与《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也不矛盾。因为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只在遇到结伙斗殴、寻衅滋事、非法集会等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时，才允许使用警棍等制服性警械，而入室盗窃行为却不在此列。张某再次鸣枪示警无效后，趁郭永志上前抓扯之机开枪击中郭永志大腿，并在挣脱郭永志抓扯的同时，开枪击中郭永华面部，致其死亡。京特教授认为，部分违法阻却事由也仅具有刑罚排除的意义，这便混淆了对违法性的判断与对刑罚排除事由的判断。

诚然，为了维护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必须认为只有当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达到了特定的程度才能将其认定为刑事不法行为。在我国法秩序中，权利和义务并非绝对互斥的概念。第三，代码与脱胎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生产状况以及价值生产方式剥离开来，以貌似中立的无害身份出现，同时获得强大的控制力和自主性。

按照《电信条例》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的划分，人们往往也倾向于将平台企业的服务粗略划分为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一审法院认为，阿里云作为服务器提供商，虽然不具有事先审查被租用的服务器中存储内容是否侵权的义务，但在他人重大利益因其提供的网络服务而受到损害的时候，其作为服务器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其应尽的义务，采取必要的、合理的、适当的措施积极配合权利人的维权行为，防止权利人的损失持续扩大。可以想见，一旦不承担避风港责任，可能鼓励更多侵权行为出现在小程序中，也为未来智能平台打造新连接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又是一种非法兴起）。六、结语 将人工智能视为平台经济的一部分符合常识经验，却不符合通过科幻作品展示的那些未来畅想。

平台通过账户数据算法评分机制，通过外部声誉机制和自身搜集数据的方式为劳动者提供激励和行为方式规范指引，客观上便利了生产。本文的研究也是对法学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些许回归，即并非将法律看成是真空中运作的教义体系，而是不断受到社会其他系统（特别是经济系统）影响的变动体系，从而看到通过教义解决问题背后体现的生产关系。

第三节讨论智能平台的生产依赖于不断生成的交易网络，并有意识地塑造这些网络与连接，但会将这些网络连接的形成描述成自动接入或自主选择，从而遮蔽自身塑造网络的现实。5.尽管是出售给用户的终端产品，但作为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体，其知识产权不受破解和侵犯。这个人工智能体的内部组织构成尚未得到探讨，可以从架构视角划分为具有不同功能但相互联系的层次，这能够防止简单地回答智能平台究竟是企业还是市场的两重性问题。由此生发出的视角便是一定程度上平台与其上运行的资源的法律关系松散化，人工智能许诺带来的更加自动化的经济过程遮蔽了这一问题。

甚至可以说，沿着这一基本框架，可以在理论上推导出人格化人工智能也很可能出现，或者，未来新经济的发展会要求法律承认这样一种物种的主体地位，而无论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否真的达到了奇点。（3）经由网络服务，用户在赛博空间中不再拥有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因为商业模式和技术条件都使出售变成了出租，数字商品变成了可更新的即时在线服务，服务商通过网络继续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监控和追踪另一方面，在对自己可能不利的反垄断领域，大型平台企业则试图论证对其有益的法律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寻求竞争法上的平台非中立性、广义竞争关系，以及反垄断法上相关市场的狭义界定。这能部分解释为何因采用人工智能而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失业，但同时数字经济却仍在增长，世界其他地方也在探索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如全民基本收入（UBI）或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ism），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能够处理的范围，将会是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例如，云储存服务已经从十五年前的简单存储演进成整合数据分析提供算法服务的云端操作系统，因此相关服务商有动力要求降低此类活动的避风港责任。（9）强化人格从属性，为劳动者提供工牌、标识或统一的制服等。

其次，就商业模式而言，它们试图强调基础服务的非中立性，即平台基础服务有权随时调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同时强调核心算法黑箱（如搜索引擎）因商业秘密而不受审核，即便这可能影响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5）人的虚拟身份通过网络形成，成为高度流动和不确定的，源源不断地在与他人的连接中生成并转化为数据，最终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设计和识别。

随着代码的演进，新社会生产组织——平台——的地位愈加凸显。4.强调黑箱在后台运行和支持的重要性，但会以商业秘密为由主张不予公开和披露。有意思的是，这些主张和上一节要求其承担避风港责任时给出的技术中立理由相反，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更具体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图1展示的平台架构不同层面上得到使用： 1.在算法层和云端，人工智能成为算法黑箱，能够对资源进行匹配预测。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网络法的经典代码/架构理论，正是在不断生成演化的架构构成的场域中，人工智能才能不断发挥其调配生产的功能。历史地看，代码的技术自主性是在不断和代码之外生产体系冲突博弈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盗版、侵权、不正当竞争、各种鼓励大众生产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借助用户群体的集体选择而确立了合法性。

（3）参与了对非法内容的编排和推广。（2）网规——平台是否制定了细致的约束主体行为的规则并有能力执行。

因此，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应当从为特殊主体设计法律制度的拟制思路转向生产性思路，即理解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平台企业变得更智能和自动化（或者平台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从而不断要求将平台基础服务、交易流程、终端设备、连接网络等核心要素与其调动的生产性资源相分离，在形式上看成是这些生产性资源自愿进入交易网络的过程。代码及其特殊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生产渠道，使价值得以超越传统产业组织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产生。

但真正的问题是，即使出现了看上去独立的人格化人工智能体，其背后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可以放在目前观察新经济生产方式的基本框架下讨论（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或天猫精灵并非只是智能设备而是一个平台入口，从而是生产过程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当下我们看到的趋势是，智能平台出现的法律问题与十多年前的法律问题没有本质区别：不论表面上的技术如何演化都是尽可能地降低平台运营成本，将社会成本转移给各类生产性资源，同时通过基础服务保留强大的控制力以源源不断地产生价值，同时争取商业模式的合法性。

（4）网络超越了企业边界，便利了社会大众在特定平台上的贡献，形成同侪生产机制（peer production），大量免费劳动为平台企业产生经济价值奠定了基础，但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正是在这种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互联网例外论语境下，平台才能够和运行于其上的经济资源加以区分，进一步引发出平台责任、网络中立等争论，构成网络法理论演进的基本逻辑。这一趋势的特点是，智能平台继续从大量用户的劳动中获利，同时不断将新的风险（测试风险、社会保障、不可抗力）转移给用户和社会。3.对生产性资源的活动和使用情况自动评分或发币。

法院认为，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或自动传输服务的基础性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无法审查用户上传内容，对侵权内容的判断识别能力很弱，甚至无法准确地删除侵权内容或者切断与侵权内容有关的网络服务，其服务具有无差别技术性和被动性等属性。拥有相关牌照的现行企业由此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大型平台也逐渐向第三方开发者或中小平台提供自己的基础设施服务，如物流、支付、身份认证（账户登录）、信用查询等。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产生价值，主要原因之一是平台的匹配活动本身为各类不同的生产性资源提供了交易与合作机会，从而形成了可以人为塑造和预测的网络，进而形成规模化的网络效应。只有在法律上最终确保这一点，依托普遍基础设施的自动化轻资产经济才能成为现实。

（2）包括避风港在内的事后民事侵权责任，取决于注意义务的边界和法律关系的确定。第三，创新的基础除了大规模用户群体外，更主要的是对用户偏好进行预测，而成功的预测在于数据挖掘和分析，更加智能的算法试图基于用户过去的行为习惯精确匹配，形成因人而异的服务和自动化推荐，从而打造和生成稳定的连接。

而在智能终端的例子中，用户只能按照用户协议允许的方式进行使用，表面上占有人工智能体，但实际上仍然是从属性的，即从属于一个后台超级运营平台，一个默默起作用的强大黑箱。在台式机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功能简单区分为存储服务和提供链接（link）服务，因为在台式机时代，核心的连接行为就是通过网页跳转的链接方式进行的。六、结语 将人工智能视为平台经济的一部分符合常识经验，却不符合通过科幻作品展示的那些未来畅想。从经验上来说这些尚未发生，但人工智能技术（从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到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自动化推荐等）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应用，有必要将关注焦点集中在现有技术应用带来的实际法律问题上。

当人工智能不断嵌入这一生产方式时，就逐渐形成了可以被描述成智能合约的一整套自动运行的系统，该系统看上去像永动机一样自动运行，基本的交易规则和基础服务成为默认设置，通过架构设计强制执行，参与者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激励（例如根据参与程度获得声誉积分或虚拟币）便于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过去的法学知识和经验难以用来添加到对未来看似新颖的问题讨论上面，人们只能不停地对未来进行设计，这是人工智能法律研究的一个困境，即无法证实或证伪。

（2）设计交易架构和流程。（二）基础服务如何需要法律保护 对于拥有Ⅰ类基础服务的平台企业而言，核心问题仍然是避风港责任。

通常假定分享经济劳动者有极大的自主性选择平台、工作时间和地点，自主接单提供服务，实际上他们缺乏真正自主的选择权，因为平台采取自动化推荐、匹配和派单等方式将真正把平台当成分享工具的业余玩家清除出去，而留下那些更加愿意追求赚取收入的准全职劳动者，但在形式上却表现出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无疑，网络和连接为平台企业带来了巨大价值，平台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的价值强化连接力，同时较少地为连接导致的违法行为负责就成了重要的争议焦点。